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认为：不革命，资本主义的改良无法实现。这一立场奠定了她迄今公认的革命家地位。罗莎的政治对手、德国社民党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在189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一书，主张应通过和平和改良的道路，而非革命手段，来克服资本追求利润的根本属性。这一立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若要避免退回野蛮状态，则革命不可避免的论断。罗莎坚决反对伯恩斯坦的立场。她呼吁在日常政治中施行改良，但一切改良都必须服从于最终的革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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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解今天世界的诸多问题，罗莎的著作《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 1899）仍极具价值。她在书中规避了改良和革命截然对立的二元陷阱。而在她遇害之前，正是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导致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走向了分裂：一方寻求采用改良手段克服资本增值的主导逻辑，另一方则试图通过革命手段实现目标。随着批判资本主义的力量分化成两大主流及众多支流，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三角洲”得以形成。然而，无论是主张革命的共产党，还是继承了伯恩斯坦路线的改良派，都未能抵达社会主义的“自由海洋”。最终，社会主义政治的失败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腾出了空间，继而又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仍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和社会面貌。

罗莎曾希望，通过改良和革命相结合，引入经济体制的革新。而且在她看来，革命并不等同于使用暴力：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流血、恐怖、政治谋杀是新兴阶级手中不可或缺的武器。但无产阶级革命不需要用恐怖手段来实现目标，它憎恶和鄙视杀戮。它不需要这类斗争手段，因为它所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制度。它不会怀着天真的幻想投入斗争，更不必因幻想破灭而进行血腥报复。”^[1]

对罗莎·卢森堡而言，革命暴力作为反暴力手段，唯有在统治阶级破坏法治原则并率先使用暴力时，才具有正当性——本质上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反击。罗莎坚决反对恐怖手段，尤其是个人恐怖，因为这只会给国家升级暴力镇压提供合法的理由。她与早期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一致，认为只有将政治教育、组织建设和群众斗争相结合，才能将社会从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逻辑中解放出来：

“斗争最强大的力量，不在于动用武力，而在于群众坚毅的革命决心。他们甘愿承担斗争可能引发的一切极端后果，随时准备为事业牺牲，而正是这种决绝的姿态本身，赋予了运动不可阻挡的威力，往往能在短期内赢得重大胜利。”^[2]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革命源于阶级斗争。马克思曾在1848年提出，革命有望直接开启通往社会主义的大门，恩格斯在1895年放弃了部分希望。随着1905/1906年俄国革命的失败，罗莎也不再认同这一观点。她意识到：任何革命在原动力减退后，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挫折。但革命的左翼道路越是推进得深入，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是暂时的，不存在永恒的专政）的基础越是牢固，革命遭受的挫折就会越小。这正是罗莎·卢森堡革命观的核心所在。

从那时起，罗莎·卢森堡将革命理解为一个长期的、时断时续的过程、一个循环往复的周期，而非一劳永逸的历史事件。她认为，社会主义推翻资本主义不可能在“24小时之内完成”，而是对一段历史进程产生着长期的深刻影响。

站在当代社会运动，尤其是气候抗议的背景下重读卢莎·卢森堡，她关于改良与革命辩证关系的思考显得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脚注

1. Rosa Luxemburg: Was will der Spartakusbund? [Dezember 1918],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4, Berlin 1974, S. 443.
2. Rosa Luxemburg: Das belgische Experiment,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3, Berlin 1973, S. 204.

个人自由以他人自由为界，康德哲学的这一公设构成了罗莎·卢森堡自由观念的思想基石。罗莎·卢森堡认为，若自由沦为特权，便不再是自由，而是金丝笼中的囚徒。在她看来，社会变革只有在彻底的自由中，特别是在革命中，才能最迅速地得到实现。唯有当旧秩序耗尽全部潜能，于完全自由的环境中走向终结，改变才真正不可逆转。

罗莎·卢森堡比大多数左翼政治家更早意识到，唯有异见者获得自由，政治上的解放才有可能：

“若自由仅是政府支持者的自由，仅是某个政党成员的自由，则无论其人数何其庞大，皆非自由。自由永远是异见者的自由。这并非出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所蕴含的一切振奋、治愈和净化的力量皆系于自由之本 ，一旦‘自由’沦为特权，其力量也就荡然无存。”[1]

利用反解放的手段谋求解放，即采纳列宁主义的政治理念，这对罗莎·卢森堡而言无异于背弃自己的政治原则。通过压迫消除压迫，是行不通的。

罗莎·卢森堡对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进行了区分。她认为，政治自由的起点是财产自由，财产自由构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财产自由成为了早期革命资产阶级争取的核心目标，通过国家立法保护财产自由，构筑起了公民抵御公权力侵犯的第一道防线。然而，通过革命政治手段确立财产自由，其初衷并不是为了创造条件，以发动一场自下而上地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这种政治自由，以人身安全、意见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为起点，并涵盖选举权（包括对选举中失利者的保护）、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通信隐私、住宅不受侵犯、通讯隐私权等权利。唯有这种政治自由得到保障，为社会主义理想而开展的斗争才可能拥有一个安全的、不受威胁的空间。

这些不可侵犯的自由权，今天已经成为德国《基本法》第一条与第二十条的核心内容。罗莎·卢森堡在当时便坚信，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是不容让步的。

她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正是在政治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摆脱剥削和一切形式的依赖，实现社会自由。（布尔什维克所实践的“社会主义”则恰恰相反，这也是布尔什维克视罗莎·卢森堡为威胁的原因。）

罗莎·卢森堡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开展阶级斗争，“社会其他群体”才能感知到自身所受的压迫与剥削，从思想上挣脱统治阶层的桎梏。她的同志保罗·莱维（Paul Levi）在追忆她时这样写道：

“她懂得，领导斗争就是领导斗争，领导战争就是领导战争，领导内战就是领导内战。但她所设想的内战，是力量之间的自由博弈，即便是资产阶级也不会被警察用暴力手段驱逐至地穴中，因为唯有在公开的群众斗争中，群众阶层才能够壮大，才能够认识到自身斗争的广泛性与重要性。她不愿通过苍白的恐怖手段、通过刽子手千篇一律的行刑来消灭资产阶级，就像猎人不愿将自己林中的猛兽赶尽杀绝。猎物唯有与猛兽开展搏斗，才能够变得更强大、更矫健。她希望消灭资产阶级，但对她来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应是社会阶层重塑的结果，而这正是革命的意义所在。”[2]

罗莎·卢森堡深信：一切人为的、“自上而下”构建的社会关系，终将落入少数人的专政，演变为恐怖统治。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以鲜血证明了这一事实。

脚注

1. Rosa Luxemburg: 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4, Berlin 1974, S. 359.
2. Paul Levi: Einleitung zu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Eine kritische Würdigung. Aus dem Nachlass von Rosa Luxemburg«, in: ders.: Ohne einen Tropfen Lakaienblut. Schriften, Reden, Briefe, hrsg. von Jörn Schütrumpf, Band I/4: Spartakus: Abschied ohne Ankunft, 1921/22, Berlin 2020, S. 1035.

不惜以崩溃为代价、不断扩张销售市场，是资本主义刻在基因中的天性。罗莎·卢森堡敏锐地洞察到，彼时尚未资本主义化的全球南方国家，既是销售市场，也是原料产地，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全球南方“融入世界市场”的进程，必然伴随军事强权对土地的侵占以及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凭借这一思考，罗莎·卢森堡不仅揭示了殖民主义的秘密，也道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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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问题时，为便于分析，设定了一个假设全社会仅由资本家与雇佣工人构成的简化模型。他多次强调，这样的社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只是为了揭示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核心运行机制所创设的 “实验条件”。基于这一模型，他成功地论证了剩余价值产生的原理，阐明了其如何没有转化为消费，而是被重新投入生产（即积累），用以制造更多商品、榨取更多利润的过程。按照这套逻辑，任何拒绝参与这场游戏的资本家，迟早都将在竞争中被淘汰。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中遗留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扩大再生产所创造的商品要变现，资金从何而来？新生产的商品必须以一定的价格卖给消费者，资本家才能确保赚取剩余价值，否则前期投入的资本无法转化为更多资本，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也就无从谈起。

罗莎·卢森堡就这一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在一个仅由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销售市场是无法持续扩张的。她并没有因此否定马克思，而是基于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延伸，结合现实，从抽象的理论回到实际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她发现了第三方：非资本主义的销售市场。她认识到：

“资本主义生产作为真正的大规模生产，既依赖原有国家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消费群体，也依赖其他各国的消费者；同时若没有这些阶层和国家的产品（不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资本主义生产在技术上也无法运转。因此，资本必须从初始阶段就与非资本主义圈层建立交换关系，这种关系既能够让资本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黄金以实现再资本化，又能获取扩大生产所需的各种商品，最终还能通过瓦解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获得沦为无产阶级的新的劳动力。”[1]

罗莎·卢森堡于1913年在其著作《资本积累论》（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中，以史诗般的宏阔笔触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该书前两百页读来像是作者自我思想的梳理，并不十分成功。但全书最后的七个历史性的章节却截然不同，堪称世界名著。
罗莎·卢森堡最终在《反批判》（Antikritik）一书中，提出了她的关键观点：

“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征服与瓦解，是资本在海外国家的首项行动，也是资本于世界历史上的诞生之举，并在此后一直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存在。欧洲资本通过摧毁当地原始的、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乡土宗法秩序，打开了当地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的大门，将当地居民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的消费者，同时通过直接地大规模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和长期积累的财富，极大地加速了自身的资本积累进程。依靠这些手段，欧洲积累的资本自十九世纪初起持续输出到世界各地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地方，欧洲资本在当地本土生产方式的废墟之上开辟了新天地，找到了新的消费群体，由此获得了进一步积累的可能。正是凭借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及国家之间的交互，资本主义得以持续扩张——它通过蚕食他者自我积累，同时又一步一步地吞噬并排挤他们，最终取而代之。”[2]

《反批判》一书成稿于1915年，当时罗莎·卢森堡因公开反战被判处一年监禁，在柏林巴尼姆街女子监狱服刑。她的思想在当时被视为异端，无人敢刊印其作品，直到她遇害两年后的1921年，这部著作才由莱比锡的弗兰克斯出版社（Frankes Verlag）出版。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果，罗莎·卢森堡这样写道：
“然而，参与争夺资本积累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越多，世界上尚存的、仍对资本扩张开放的非资本主义区域越少，资本对这些可供积累的地区的竞争就会变得越残酷，资本在世界舞台上的扩张行径也就越会演变为一连串的经济与政治灾难：世界危机、战争、革命。”[3]

罗莎·卢森堡曾认为，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屈服于资本的增值逻辑是一次性的过程，然而现实发展表明，这实际上是一场对所有社会关系无休止的渗透。她曾认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渗透最终会受限于经济极限，但这一设想终究是过于局限了。

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分析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第三世界论述与1970年代的女权运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21世纪初指出，资本正在通过“剥夺性积累”将触角伸向公共领域，表现为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体系、文化机构等领域的私有化（哈维在2003年出版的德文版著作的副标题便是“剥夺性积累”）。当今学界更从“内部殖民”、“土地侵占”、家庭作为无偿劳动生产场所和低薪照料劳动的角度对资本积累进行讨论。

此外，正如伊莎贝尔·洛雷罗（Isabel Loureiro）所指出的，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渗透的极限的思考，正以另一种形式在生态议题中重现：

“除了引发其他问题外，当前‘剥夺性积累’的模式也与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息息相关，包括单一化种植结构泛滥、农药滥用、土地退化、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水资源浪费和污染、粮食安全危机及食品价格飙升。”
伊莎贝尔·洛雷罗认为，资本不可能永无止境地积累下去：

“然而，这并非因为全世界最终都将被资本渗透，也不是如同卢森堡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将行至逻辑和历史的终局，而是因为我们星球的自然条件已无法承受。”[4]

脚注

1. Rosa Luxemburg: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oder Was die Epigonen aus der Marxschen Theorie gemacht haben. Eine Antikritik [1915/1921]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5, Berlin 1975, S. 429.
2. Ebd., S. 429 f.
3. Ebd., S. 430.
4. Isabel Loureiro: Die Aktualität von Rosa Luxemburgs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in Lateinamerika, in: Jahrbuch für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2013 (II), S. 121.

今天，资本主义这台增长机器正开足马力，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其运转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横行无阻。没有增长的资本主义固然不可想象，但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实现无限的增长，同样不可思议。然而，迄今所有自称能避免破坏自然、避免人类生活屈服于资本增值逻辑的替代方案，都已信誉扫地：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没有实现自由，也未能保护自然环境。如今，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正在促使人们重新寻找替代道路，一场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讨论也已然兴起。这场讨论是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延续，她追求的正是一种充满活力、包容矛盾、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她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在于“最无畏的革命魄力与最博大的人道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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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卢森堡将社会主义视为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的统一。这一理念，使她与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废除政治自由的做法形成了直接对立。1918年9月，卢森堡写道：

“我们始终将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形式与其社会性内核区别看待，坚持剥掉形式平等与自由的甜美外壳，揭露出社会不平等与不自由的苦涩内核——这样做不是为了抛弃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不满足于糖衣，进而夺取政治权力，为民主注入新的社会性内涵。”^[1]

罗莎·卢森堡最担心的，莫过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实践将剥夺社会主义理念的最高价值，使之沦为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剥削与对尊严的践踏。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后门”悄然建立，在任何墓地般死寂的专制下，哪怕是在“左翼”的专制下，真正的社会主义也绝无生根发芽的可能。社会主义必须是多数人的自觉追求，因而必然需要最广泛的民众参与。唯有在公开的论辩中，社会主义的魅力才能够得到绽放。

对罗莎·卢森堡而言，革命进程中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型的主体从来不是“革命党”，而是觉醒的群众。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是无可替代的基石。她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无法通过行政命令实现，因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自由，而真正的自由绝非上层的恩赐，必然源自底层的自发争取。

罗莎·卢森堡将马克思在小范围内多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或野蛮”命题，置于自身政治理念的中心。她认为，如果人类无法挣脱资本逻辑的支配，人类物种将坠入野蛮的深渊，在劫难逃。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遭受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脆弱性也日益暴露无疑。直至今日，罗莎·卢森堡的核心思想——社会自由与政治自由并举，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共生——仍为我们勾勒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态的基本轮廓。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历史使命，在于以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而非废除一切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既非遥不可及的‘应许之地’，必须等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成之后方能兑现，也非一小撮社会主义独裁者赏赐给顺民的‘圣诞礼物’，仅靠忠诚拥护便能凭空而降。”^[2]

脚注

1. Rosa Luxemburg: 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 [September/Oktober 1918],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4, Berlin 1974, S. 363.
2. Ebd.

对罗莎·卢森堡而言，解放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无关性别。她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主张“推翻一切贬低人、奴役人、遗弃人、轻视人的关系”。与此同时，她坚决反对片面化地看待问题。在罗莎·卢森堡心中，教育是解放的前提。而她理解的教育，同样绝非只有一个维度。在她看来，学习具有双重的内涵：一方面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习得人类文化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在集体行动中印证自我的价值。在这两个维度的学习中，积极的经验固然重要，负面的经验更是不可或缺。

罗莎·卢森堡从未将解放狭义地理解为女性的解放：

“科学的社会主义教导我们女性，唯有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才能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它要求我们时刻肩负使命，为这一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为实现这一工人运动的历史目标贡献力量。同时，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向无产阶级指明：没有最广大妇女群众的自觉支持与坚定参与，这一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无数事实都在印证这个真理

职业女性群体的迅速壮大正迫使所有薪资劳动者认识到：与他们共同参与劳动生产的女性同志，是他们在争取有尊严的生存条件的斗争中必须重视与联合的战友。”[1]

罗莎·卢森堡认为，解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说，而是要靠持续不断的钻研和思考方能实现——既思考自身，也思考社会和自然的方方面面。这种思考，必须以教育和终身学习为前提。唯有通过持续的学习和教育，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解放与改变才能够实现。

这一思想也贯穿在罗莎·卢森堡的教学实践中：她所践行的，正是激发个体的自我赋权。她在课堂上传授政治经济学的方式，便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她通过提问、持续不断的追问与探寻，引导出潜藏在学生内心关于既定问题的认识。她用提问叩击答案，让我们亲耳听出何处存在空洞，并辨明空洞的模样；她用提问探查论据，让我们亲眼看到论据的是非曲直；她用提问迫使我们认识到自身的错误，直至我们独立找到经得起反复推敲和考验的答案。”[2]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学习远不止于书本教育。从实践的经验中获得知识，认清自身的长处，更认清自身的短处，这才是实现解放更为重要的前提。她认为，人唯有通过目标明确的行动，才能够获得经验，即便这种经验常常伴随着痛苦，人仍须这样做。而经验越是来自集体的共同创造，越是凝结着集体的共同反思，蕴含的能动性也就越强。在世界范围内，许多政党的领导层一贯认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对追随者最好的选择，但罗莎·卢森堡站在了所有自以为掌握绝对真理的政党领导层的对立面：

“这位大胆的杂技演员忽略了一个事实：现在唯一被赋予担当领导者角色的主体，是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体——他们坚持要通过亲身实践来试错，要在历史辩证法的淬炼中完成自我教育。我们不妨坦率地说：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过失，在历史意义上远比最完美的‘中央委员会’的英明决策，更具有不可估量的丰硕成果和价值。”[3]

卢森堡始终强调，一个阶级唯有在斗争中才能获得经验，因为只有通过斗争，孤立的个体才能凝聚成阶级，进而形成政治力量。她坚决反对照本宣科的教条主义，反对照搬书本中的既定理论来指导斗争。她指出：

“唯有在历史中、在发展中、在斗争中，我们才能学会如何斗争。”[4]

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德国帝国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社民党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发出暗示，主张议会道路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之路。正是罗莎·卢森堡站出来，给这场胜利狂欢泼了一盆冷水。她告诫社民党的四百万选民，绝不能将斗争阵地拱手让给政党机器：

“你们既已展现了自身的力量，就更须学会运用这股力量。”[5]

罗莎·卢森堡若目睹当今（左翼）政党的行事方式，想必会多有批评。在她看来，唯有从错误中学习、持续地钻研和思考，才能够达至目标。相反，固步自封、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自身立场，只会导致基层党员与选民丧失自主权，这恰恰与解放的初衷背道而驰。

脚注

1. Rosa Luxemburg: Mehr Sozialismus,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7/2, Berlin 2017, S. 935.
2. Rosi Wolfstein, 1920, zitiert in: Jörn Schütrumpf (Hrsg.): Rosa Luxemburg oder: Der Preis der Freiheit, 3., überarb. u. erg. Aufl., Berlin 2018, S. 102.
3. Rosa Luxemburg: Organisationsfragen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1/2, Berlin 1970, S. 444.
4. Rosa Luxemburg: Der politische Massenstreik und die Gewerkschaften. Rede am 1. Oktober 1910 in Hagen in der außerordentlichen Mitgliederversammlung des Deutschen Metallarbeiter-Verbandes,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2, Berlin 1972, S. 465.
5. Rosa Luxemburg: Unser Wahlsieg und seine Lehren. Rede am 1. März 1912 in Bremen,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3, Berlin 1973, S. 132 f.

罗莎·卢森堡认为，战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但这份清醒，并未阻止她投入反战斗争，甚至不惜入狱。她反对暴力与战争，不仅出于人道主义的伦理立场，更是作为一名革命者的选择。马克思在19世纪六十年代曾有言：“暴力是一切旧社会催生新社会的助产士。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原动力。”[1] 到了19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思的思想战友、军事专家恩格斯对这一观点做出了限定，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以街垒战为代表的军事暴力手段已经过时，随着武器技术发展迅猛，革命阵营在正面军事对抗中几乎必败。恩格斯判断，至少在俄国以西的国家，任何公开的武力冲突，哪怕是内战，都会导致革命力量遭受毁灭。他认为，未来革命胜利依靠的，将不再是18、19世纪那种小范围的军事革命政变，而是人民群众的压倒性力量。

罗莎·卢森堡认为，对革命阵营来说，实现革命成功最可靠的途径是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她在1905/1906年的俄国革命中见证了这种形式。她认为，无产阶级会通过罢工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统治，进而迈出革命的第二步，即逐渐削弱统治阵营（包括国家与教会）的抵抗力。暴力可以，流血不行。在卢森堡看来，靠内战夺取革命胜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数十年后，卢森堡提出的这一斗争策略才终于得到实践：20世纪八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打响了东欧剧变的第一枪，却以欧洲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自我瓦解收场。不过，那时的人们并不了解罗莎·卢森堡，甚至有人在她去世后，仍误将她当作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驱加以反对。此外：和平，迟早会摧垮一切依靠压迫建立起来的制度。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驱使各强国统治者发动战争的原因不仅限于此。罗莎·卢森堡早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就已经洞察了其中的经济学原因：

“世界经济的形成以及世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与普遍化，已使军国主义和海军主义成为大国谋求世界政治的工具，主导着大国的内政外交。”[2]

罗莎·卢森堡解释称，战争正在成为主流，只有觉醒的、敢于斗争的大众才能够阻止这场灾难。这正是她在1913年写下著作《资本积累论：从经济角度阐释帝国主义》（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Ein Beitrag zur ökonomischen Erklärung des Imperialismus）的重要原因。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运转，必须不断征服尚未融入世界市场的区域，并将其彻底资本化。随着每一次扩张，这样的空间日益缩小，大国间的竞争因此不断激化，以致战争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尽管罗莎·卢森堡的洞见远远超前于她的时代，她却也因此陷入孤立。几乎无人愿意倾听她的想法。经历两年世界大战后，她将当时已发生的一切凝练地总结为：

“仅从客观的历史意义看，当今世界大战本质上是高度繁荣的资本主义体系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的角逐，其目的在于掠夺世界上最后残存的非资本主义区域。”[3]

卢森堡认为，对工人阶级来说，世界大战是一场灾难：

“无产阶级旅途的终点、无产阶级的解放取决于她是否懂得从自身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自我批评，毫不留情、残酷、深入事物本质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生命之息和生命之光。在当前的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遭到的重创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全人类的不幸。然而，只要国际无产阶级能充分认识这场失败的惨痛，且愿从中汲取教训，社会主义的事业便远未宣告失败。”[4]

卢森堡的诊断是正确的。

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欧大陆于1937年和1939年再度燃起战火，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彼时，罗莎·卢森堡已离世多年。而杀害她的凶手，正是那些昔日枪法娴熟的一战德国士兵。

脚注

1.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in: ders., Friedrich Engels: Werke (MEW), Bd. 23, Berlin 1956 ff., S. 779.
2. Rosa Luxemburg: 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 [1899], Berlin 1970, S. 425
3. Rosa Luxemburg: 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 (»Junios«-Broschüre),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4, Berlin 1974, S. 153
4. Ebd., S. 53

总是有人试图将罗莎·卢森堡归入列宁阵营。然而，这样做的人一定是忽视了她的立场。事实上，仅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几个月后，她就直截了当地写道：

“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一场彻底的精神革命，以改变数百年来受资产阶级阶级统治而沉沦的群众。用社会性本能来取代利己本能、用群众主动性取代惰性、用理想主义承担一切苦难，如此等等。这一点没有谁比列宁理解得更透彻、重复得更频繁、坚持得更固执。只是他的方法完全错了。种种法令、工厂监工的专制暴力、严酷刑法、恐怖统治——这些都是姑息措施。唯有在公共生活本身之中开展教育，唯有最广泛、不受任何限制的民主和公共舆论，才是通向新生的唯一道路。败坏人心的，正是恐怖统治……[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群政治家的专政，即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1]

1907年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罗莎·卢森堡曾与列宁并肩作战。他们联手对社会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温和的反战政策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补充修订，赢得了在场代表的广泛认可，成为大会的正式决议。最终的决议文本里写道：

“如果战争最终爆发，我们的责任是全力争取战争迅速结束，并利用战争引发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唤醒民众，以推动资本主义阶级统治加速灭亡。”[2]

列宁出身于沙皇俄国，这一背景使他难以认识到，阶级统治可以通过阶级专政之外的多种国家形式实现，其中也包括民主形式。相反，他将阶级统治等同于国家形式，未能把握马克思国家观的基本要义：建立和维护阶级统治是目的，国家形式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阶级统治并非必须通过专政的国家形式才能实现，民主的国家形式同样可以实现阶级统治，但列宁始终未能理解这一点。

在列宁看来，通向民主的唯一途径便是公开的专政。他依据马克思的论断，认为暴力是摧毁压迫与剥削、催生自由社会的“助产士”。罗莎·卢森堡的立场全然不同。在何种国家形式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阶级统治的问题上，她坚决主张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既非遥不可及的‘应许之地’，必须等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成之后方能兑现，也非……赏赐给顺民的‘圣诞礼物’……从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刻起，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3]

由于波兰东部在1918年前长期处于沙皇俄国的统治下，罗莎·卢森堡带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DKPiL），于1906年并入了党内政治撕裂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至少在一点上，罗莎·卢森堡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立场一致，即未来革命不可避免。

早在1904年，卢森堡与列宁之间就首次爆发了原则性争论。[4] 1912年，两人彻底决裂。她对列宁最后的同情心也消耗殆尽。而且与列宁不同，她从未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产阶级的统治诉求混为一谈。卢森堡的目标是赢得政治上的多数支持，列宁则要夺取政治权力。她对列宁的看法是：

“[他]至今仍未能摆脱那种由一个小圈子统治全党的‘理念’。早在[1905/1906年俄国]革命前，他就为了捍卫自己的组织理念破坏了党的团结。按照他的理念，中央委员会决定一切，而真正的党不过是中央委会的附庸：一群没有灵魂的人，犹如练兵场上操练的军队，机械地听从长官号令，又好似一支完全顺从指挥棒的乐团，只会按指令歌唱……我们不能再与列宁主义者为伍了……”[5]

因此，列宁试图分裂自1912年起在罗莎·卢森堡的领导下重新开始独立活动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13年，卢森堡从柏林致信德国社民党位于哥本哈根的编辑部，她写道：

“[编辑部]了解波兰政党力量格局的‘可靠来源’，是俄国社民党列宁派系的代表。多年来，这个派系在俄国本土一直有计划地分裂工人政党、进行无情的派系斗争，它组建了一个没人承认的、虚构的‘中央委员会’，顽固地破坏所有团结努力，将俄国的政党运动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这样的派系，绝不是了解波兰政党力量格局的安全、可靠的消息来源。”[6]

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起初是罗莎·卢森堡政治上的导师，后成为她多年的伴侣，直到1919年末两人离世，他始终是她最亲密的战友，并且认同她的政治观点。1917年夏天，正值俄国革命高潮之际，约基希斯写道：

“俄国革命者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和理念，并依此行事；斯巴达克小组虽然应当支持俄国革命，但必须同列宁及其党派保持距离。”[7]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国家政权。这一局面使约基希斯与罗莎·卢森堡陷入两难：他们意识到，列宁已是无法回避的存在，他们必须谨言慎行。因此，罗莎·卢森堡始终避免做出任何在革命时期从背后攻击列宁及其支持者的行为。然而，在1918年秋于狱中写就的《论俄国革命》（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中，她的批评依然鲜明而直接。该书在苏联一直被列为禁书，直至苏联走向终结。

脚注

1. Rosa Luxemburg: 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 [1918],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4, Berlin 1974, S. 360 ff.
2. Internationaler Sozialisten-Kongreß Stuttgart 1907, vom 18. bis 24. August [Verhandlungsprotokoll], Berlin 1907, S. 66.
3. Luxemburg: 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 S. 363.
4. Rosa Luxemburg: Organisationsfragen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03/04],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1/2, Berlin 1970, S. 422 ff.
5. Rosa Luxemburg zitiert nach Jörn Schütrumpf (Hrsg.): »Mit den Leninisten können wir nicht weiter zusammengehen …« oder: Wie Lenin Rosa Luxemburg »besiegte«, Berlin 2022, https://www.rosalux.de/publikation/id/49686.
6. Rosa Luxemburg an die Redaktion des »Social-Demokraten«, 20. Oktober 1913, in: dies.: Gesammelte Briefe, Bd. 6, Berlin 1993, S. 193 (Hervorh. im Original).
7. Zitiert in Elisabeth Benz: Ein halbes Leben für die Revolution. Fritz Rück (1895–1959). Eine politische Biografie, Essen 2014, S.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