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7岁远走他乡 无论如何都要上大学——罗莎·卢森堡赴苏黎世留学

罗莎·卢森堡出生于一个虽不富裕,但重视教育与文化的市民家庭。1871年,她在现今波兰东南部的文艺复兴古镇扎莫希奇(Zamość)出生。两岁时,随家人迁居华沙。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中学业。父母原欲为她安排婚事,但因嫁妆微薄未能如愿。1888年,这个怀揣大学梦的少女,成功获得沙俄当局的批准,在家人的支持下赴瑞士留学。在今天看来,她的这一抉择颇具女性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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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卢森堡在1907年斯图加特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
罗莎·卢森堡生于1871年,1919年遇难。她在信中浪漫的诗意才华,以及她在政治领域的激进革命,无不使她令人铭记。世人多因她的惨死而讨论她,却将她的著作与生平悄然遗忘。罗莎·卢森堡身处教权主义、父权制、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伪善道德交织的时代,却做出了一系列超越时代的抉择:17岁远赴瑞士,22岁创建独立政党,27岁获得法学博士并放弃启蒙运动之都巴黎定居柏林,28岁出任党报主编,33岁首次入狱,同年公开批判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此后她屡陷囹圄,直至47岁时遇害,遗体被抛入柏林兰德维尔运河。

罗莎·卢森堡出生于一个虽不富裕,但重视教育与文化的市民家庭。1871年,她在现今波兰东南部的文艺复兴古镇扎莫希奇(Zamość)出生。两岁时,随家人迁居华沙。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中学业。父母原欲为她安排婚事,但因嫁妆微薄未能如愿。1888年,这个怀揣大学梦的少女,成功获得沙俄当局的批准,在家人的支持下赴瑞士留学。在今天看来,她的这一抉择颇具女性主义色彩。





19世纪末,在乡土气息浓厚的苏黎世,来自东欧的留学生群体聚集在寒冷的阁楼里,构筑起了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当时不少留学生,特别是俄籍和波兰籍留学生,都是被迫流亡瑞士,但罗莎·卢森堡不同,她是自愿求学。因此,两个社会都成为了她的家园。她最初主修动物学,三年后转攻政治学,并坠入爱河,继而与政治缔结终身之盟。1893年,她与爱人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及两位友人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Marchlewski)和阿道夫·瓦尔斯基(Adolf Warski)共同创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在她与约基希斯分手前夕,她在信中写道: “……我恨你,是你将我永远禁锢在这该死的政治事业中。”[1]
1 Rosa Luxemburg an Leo Jogiches, 20. Oktober 1905, in: dies.: Gesammelte Briefe, Bd. 2, 3. korr. und erg. Aufl., Berlin 1999, S. 209.




1898年,罗莎·卢森堡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迁居柏林。在柏林,她参与组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普鲁士占领的波兰地区开展的政治鼓动工作,希望借此影响俄国占领下的波兰部分地区的局势。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短短数月间,她便因《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 1899)一书,一举被推上了德国乃至欧洲社会民主运动的舞台。在该书中,她公开驳斥了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伯恩斯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著述遗产的管理者,乃是左翼阵营的权威人物。相比之下,当时的罗莎·卢森堡才初出茅庐。两年前,她还需要借助卡尔·马克思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Eleanor Marx Aveling)的帮助,才得以代表所属政党参加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然而,正是这位从苏黎世学生公寓走出的犹太少女,竟公然叫板伯恩斯坦——这令28岁的罗莎·卢森堡在欧洲一战成名。不过她的敌人始终多过朋友。她选择忠于信念,而非效忠任何团体。






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曾说过,最革命的行为莫过于“始终大声说出事实”。自投身政治之日起,罗莎·卢森堡便践行着这一革命信念。无论是执笔撰文、公开演说,还是出庭受审,她都毫不畏惧地言说真相。在她不足四十八载的人生中,近四载的光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1904年,她因“侮辱君主罪”首陷牢狱;1906年,因参与俄国革命三度遭遇监禁;1907年,又以“煽动暴力”之罪名被囚于柏林巴尼姆街女子监狱;1915年,因从事反战活动再入巴尼姆街服刑一年;1916年至1918年11月9日,她因持续投身反战活动被先后关押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警局监狱、巴尼姆街监狱、弗龙克监狱和布雷斯劳监狱。但即便历经这一切,她始终无畏地言说着她对正义的信仰。




1905年1月俄国革命在圣彼得堡爆发,随后迅速席卷整个沙皇俄国,并延烧至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工业区。当时,罗莎·卢森堡正在柏林担任德国社民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的主编。她每天都刊发关于革命的最新报道,力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阐述这场革命的重要意义,但收效甚微。1905年12月底,她忍无可忍,毅然放弃收入丰厚且安稳的编辑工作,转而投身华沙的地下革命。1906年3月4日,在她35岁生日前夕,罗莎·卢森堡和伴侣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一同被捕。她被关押到了臭名昭著的华沙城堡“第十展馆”,那是沙俄当局关押波兰“政治犯”的监狱,七月中旬才被释放。




罗莎·卢森堡从华沙监狱获释后,化名“费利西亚·布迪洛维奇”(Felicia Budilowitsch)(意为“重获新生者”),在芬兰隐居了一个半月。尽管芬兰也处于俄国的占领下,但自由度远高于波兰。其间,她多次潜入圣彼得堡的监狱,探访身陷囹圄的战友列夫·托洛茨基(Leo Trotzki)、亚历山大·帕尔乌斯(Alexander Parvus)和莱奥·多伊奇(Leo Deutsch)。她还在芬兰见到了同样逃亡至此的列宁及其同志,双方就刚被镇压的革命进行了长达数周的讨论。最终,在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上,卢森堡与列宁等人立场一致,认为革命不可避免。然而在革命的方式,尤其在是否诉诸恐怖手段这一问题上,她与列宁等人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对立。尽管如此,罗莎·卢森堡从列宁那里学习到了领导大规模政治罢工的成功革命经验,并决心将这一战术运用于未来在德国建立共和国的革命斗争之中。







罗莎·卢森堡与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的关系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前就已经破裂。她从俄国监狱归来后,结束了她壮烈的初恋,斩断了这段痛苦的关系。随后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约基希斯威胁要杀死卢森堡和她的新恋人科斯佳·蔡特金(Kostja Zetkin)并自杀,卢森堡信以为真,特地买了一把手枪防身。这场闹剧结束后,罗莎·卢森堡的人生迎来了新的篇章。她开始适应起自己曾经厌恶的柏林生活,结交了新朋友,也有了新恋人。她依然“像着了魔似的”投入工作,以多种语言撰写了大量的报纸文章,与欧洲各地的革命者通信,参加党代会和各类大会,并应邀在沙俄统治地区开展演讲。对卢森堡来说,政治教育是政治行动的前提条件。从1907年起,她每年冬季都在德国社民党党校教授国民经济学,每年授课六个月,薪水为三千马克,她的经济状况也逐渐稳定。教学令她获益良多,她的经济学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Nationalökonomie)和《资本的积累》(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也由此诞生。在这两部著作中,她试图超越马克思的个人思想,在更高的层次上应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至今仍极具启发意义。


“撰写《资本积累论》的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我完全沉浸在近乎迷醉的亢奋中,日日夜夜,我耳目所及的一切,无不围绕着我心中的那一问,随着这问题在我眼前层层展开,那感觉是何其美妙。我至今仍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更令我喜悦:是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反复推敲难题时抽丝剥茧的思考过程……还是手执羽毛笔,将思想落于纸墨的文字表达。”[2]
2 Rosa Luxemburg an Hans Diefenbach, 12. Mai 1917, in: dies.: Gesammelte Briefe, Bd. 5, Berlin 1984, S. 234.




对罗莎·卢森堡而言,相比推动德国各州全面实现平等选举权和捍卫共和政体,抵制德国社会的军国主义化、反对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乃是一场更为紧迫的斗争。但这场斗争,却使她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与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一样,罗莎·卢森堡很早就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危险发出过警示。然而,当她试图将群众罢工作为战术纳入德国社民党的长期斗争策略时,却遭遇了政治上的失败。


1905至1906年的俄国革命结束后,罗莎·卢森堡和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遭到波兰反犹分子的指控,控告以他们为首的犹太人煽动安分守己的基督教波兰工人参与革命,并在革命后逃往国外。受这项指控的影响,1914年卢森堡拒绝了朋友劝她离开德国避难的建议,也放弃了寻求皇帝特赦的机会,最终因“煽动反抗”罪而获刑。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就在战争爆发前夕,罗莎·卢森堡曾寄予厚望的第二国际几乎悄无声息地瓦解了。1915年2月18日,罗莎·卢森堡被判处一年监禁,在柏林的巴尼姆街女子监狱服刑。



1916年2月出狱后,罗莎·卢森堡仍继续着她的反军国主义斗争。战争期间,她组建并领导了“国际小组”(Internationale),该小组因出版秘密刊物《斯巴达克》(Spartacus),后改名为斯巴达克小组(Spartakusgruppe),并遭迫害。1916年1月1日,以斯巴达克小组为核心,一个崭新的团体在罗莎·卢森堡的领导下形成。卢森堡为新团体撰写了纲领性文件。这导致获释未足半年,当局再次下令对她实施军事“保护性监禁”。
对于长期遭受胃疾折磨的罗莎·卢森堡来说,独自对抗抑郁的侵袭已是家常便饭。然而自1917年秋起,在布雷斯劳监狱日益恶化的处境中,她不仅要竭力维系自身的精神平衡,更肩负着鼓舞狱外朋友们的重任。她寄出的一封封书信,后来被汇编成《狱中书信》(Briefe aus dem Gefängnis),无心间成就了一部世界性的文学作品。另一部世界性的重要作品《俄国革命》(Die russische Revolution)则写于1918年9月至10月,这部未竟的遗稿于1921/1922年首次出版,至今仍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批判布尔什维克的基础文献。






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已经预告了变局的来临。1918年秋,革命浪潮席卷德国,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罗莎·卢森堡获释出狱,接手了柏林《红旗报》(Die Rote Fahne)的编辑工作。然而,面对德国社民党领导层夺取革命领导权、扼杀革命的行径,她毅然与自己曾效力多年的政党决裂。1918年末至1919年初,德国共产党成立,卢森堡为斯巴达克小组起草的纲领被德国共产党采纳。她的目标是,推动十一月革命成为一场不可逆转的德国政治变革,并以此为基石,实现政治变革到长期社会变革的持续转化。然而彼时,她的生命仅余68日。未及展开更多工作,仇恨海报已于1918年12月遍布街头,迫害的阴霾迅速笼罩柏林。1919年1月15日,罗莎·卢森堡遭德国军官杀害。直至5月31日,她的遗体才被打捞发现。





罗莎·卢森堡生命中最后68天的详细经历,见于这本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