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isions Archiv - Rosa Luxe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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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

自由的代价

罗莎·卢森堡在1907年斯图加特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

罗莎·卢森堡生于1871年,1919年遇难。她在信中浪漫的诗意才华,以及她在政治领域的激进革命,无不使她令人铭记。世人多因她的惨死而讨论她,却将她的著作与生平悄然遗忘。罗莎·卢森堡身处教权主义、父权制、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伪善道德交织的时代,却做出了一系列超越时代的抉择:17岁远赴瑞士,22岁创建独立政党,27岁获得法学博士并放弃启蒙运动之都巴黎定居柏林,28岁出任党报主编,33岁首次入狱,同年公开批判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此后她屡陷囹圄,直至47岁时遇害,遗体被抛入柏林兰德维尔运河。

1 17岁远走他乡 无论如何都要上大学——罗莎·卢森堡赴苏黎世留学

19至20世纪之交的华沙。罗莎·卢森堡自幼“坚信,那个‘真正’的‘生活’在远方,在重重屋顶之外。从那时起我便一路追寻,但它却总是躲藏在另一片屋顶之后。”(致路易丝·考茨基(Luise Kautsky)的信,1904年)

罗莎·卢森堡出生于一个虽不富裕,但重视教育与文化的市民家庭。1871年,她在现今波兰东南部的文艺复兴古镇扎莫希奇(Zamość)出生。两岁时,随家人迁居华沙。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中学业。父母原欲为她安排婚事,但因嫁妆微薄未能如愿。1888年,这个怀揣大学梦的少女,成功获得沙俄当局的批准,在家人的支持下赴瑞士留学。在今天看来,她的这一抉择颇具女性主义色彩。

莉娜·卢森堡(Lina Luxenburg,母姓Löwenstein)与爱德华·卢森堡(Eliasch Luxenburg,原名Eliasz)。罗莎·卢森堡的母亲出身于波兰著名的拉比世家,其兄长伯纳德·勒文斯坦(Bernard Löwenstein)于1862年至1889年间担任利沃夫改革派犹太会堂的拉比。罗莎的父亲来自华沙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但他本人与五个孩子都出生于扎莫希奇(Zamość)。1873年罗莎全家迁居华沙,直至1890年,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以犹太人居多的街区,日常通用意第绪语。她的父亲决心融入波兰精英文化,积极接纳波兰的语言和文化传统。

12岁时的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幼年时,因医疗诊治不当,导致髋部终身残疾。她在生病卧床期间,自学掌握了阅读。在家里,她和家人常阅读波兰语、德语和法语的书籍,唯独在毕业考试时,她必须使用占领国的语言——俄语。卢森堡的母亲钟爱法国文学,父亲则偏爱德国经典。歌德的作品成为罗莎·卢森堡的精神伴侣。她遇害当晚,在极右翼武装人员审讯她的前一刻,她仍在阅读歌德的《浮士德》。

罗莎·卢森堡与兄长米科拉伊(Mikolai)一家在柏林,1902年复活节。卢森堡夫妇出身于有教养的市民阶层,育有二女三子,罗莎是最小的孩子。尽管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下,整个家庭并不富裕,但夫妇二人教子有方,三个儿子日后均成长为成功的企业家和学者。卢森堡家族枝叶繁茂,成员遍布整个欧洲,堪称真正的世界公民。民族主义在卢森堡家族身上难觅踪迹。

2 放弃动物学专业 罗莎·卢森堡投身政治

苏黎世大学旧址,1890年(现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苏黎世大学成立于1833年,因学校章程未明确规定学生性别,1840年该校招收了第一位女生,成为欧洲大陆第一所接受女性就读的高等学府。
罗莎·卢森堡的博士论文《波兰的工业发展》。罗莎·卢森堡的学术研究同样服务于政治工作。她于1898年出版了博士论文,其论文标题看似聚焦“波兰的工业发展”,真正主旨却在于探讨工人阶级的崛起,以领导工人阶级反抗沙俄专制与资本主义。

19世纪末,在乡土气息浓厚的苏黎世,来自东欧的留学生群体聚集在寒冷的阁楼里,构筑起了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当时不少留学生,特别是俄籍和波兰籍留学生,都是被迫流亡瑞士,但罗莎·卢森堡不同,她是自愿求学。因此,两个社会都成为了她的家园。她最初主修动物学,三年后转攻政治学,并坠入爱河,继而与政治缔结终身之盟。1893年,她与爱人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及两位友人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Marchlewski)和阿道夫·瓦尔斯基(Adolf Warski)共同创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在她与约基希斯分手前夕,她在信中写道: “……我恨你,是你将我永远禁锢在这该死的政治事业中。”[1]

1 Rosa Luxemburg an Leo Jogiches, 20. Oktober 1905, in: dies.: Gesammelte Briefe, Bd. 2, 3. korr. und erg. Aufl., Berlin 1999, S. 209.

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 1867-1919)。约基希斯出身于犹太银行家家庭,1890年流亡海外,是波兰社会民主运动的领袖,曾攻读动物学,但未完成学业。他曾以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DKPiL,1900年前称SDKP)代表的身份,进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1912)领导层,成为列宁的政治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在德国组织反军国主义抵抗运动,于罗莎·卢森堡遇害八周后,在莫阿比特监狱被杀害。
罗莎·卢森堡,1895年,可能摄于巴黎。罗莎·卢森堡本就是不甘屈从的子民,终在西欧成长为自觉的公民——她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孕育的公民精神,在德国始终如在异乡。

《工人事业报》(Sprawa Robotnicza)创刊号。《工人事业报》是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党报,创刊于苏黎世,于巴黎排版印刷,随后秘密运入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地区。截至1896年7月,该报共发行25期。罗莎·卢森堡是该报的主要创办人和编辑,曾匿名撰写了超过三十篇文章。后因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沙俄警察破坏,该报被迫停刊。

3 罗莎·卢森堡登上欧洲政治舞台 决心反抗

1904年罗莎·卢森堡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与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合影。罗莎·卢森堡以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和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DKPiL)党代表的双重身份出席该大会,并当选国际社会主义局委员。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与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 18261900)于1869年共同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并直至逝世,一直是德国及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核心领导人。

1898年,罗莎·卢森堡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迁居柏林。在柏林,她参与组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普鲁士占领的波兰地区开展的政治鼓动工作,希望借此影响俄国占领下的波兰部分地区的局势。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短短数月间,她便因《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 1899)一书,一举被推上了德国乃至欧洲社会民主运动的舞台。在该书中,她公开驳斥了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伯恩斯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著述遗产的管理者,乃是左翼阵营的权威人物。相比之下,当时的罗莎·卢森堡才初出茅庐。两年前,她还需要借助卡尔·马克思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Eleanor Marx Aveling)的帮助,才得以代表所属政党参加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然而,正是这位从苏黎世学生公寓走出的犹太少女,竟公然叫板伯恩斯坦——这令28岁的罗莎·卢森堡在欧洲一战成名。不过她的敌人始终多过朋友。她选择忠于信念,而非效忠任何团体。

巴塞尔,1898年。为了避免被驱逐至俄国,罗莎·卢森堡与排字工人古斯塔夫·吕贝克(Gustav Lübeck, 1873-1945)缔结过一段权宜婚姻,以获得德籍。吕贝克的母亲是流亡至瑞士的普鲁士人,也是罗莎·卢森堡在苏黎世的首任房东。这段婚姻于1903年结束。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 1899年)。“改良还是革命”的命题引发了“修正主义论战”。在罗莎·卢森堡看来,改良与革命是辩证统一的。她呼吁,社会民主主义应当在繁难的日常政治中施行改良,但永志不忘革命的目标。这一思想,就是今天所说的“革命现实政治”。
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在与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论战中,针对其“运动中的新兵竟想教训老战士”的批评,罗莎·卢森堡回应道:“我深知,唯有投身于德国的运动之中,我才能赢得我的功勋肩章,但这功勋,我将在左翼中凭战斗夺取,而非在右翼靠妥协换取……”(Rosa Luxemburg: Rede auf dem Parteitag der Sozialdemokratie 1898 in Stuttgart,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1/1, Berlin 1970, S. 238)
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选举产生的国际社会主义局(ISB)。在由年长男性主导的国际社会主义局中,罗莎·卢森堡是少数的女性代表,她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914年。国际社会主义局在第二国际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协调其各项事务。
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约1900年。 罗莎·卢森堡初抵柏林时在信中写道:“柏林整体给我极恶劣的印象:淡漠冷落、品位低俗、庞大笨重——活脱脱一座兵营;那些可爱的普鲁士人个个姿态傲慢,举止僵硬,仿佛人人都吞下了当年挨揍用的军棍。”(Rosa Luxemburg an Mathilde und Robert Seidel, 30. Mai 1898, in: dies.: Gesammelte Briefe, Bd. 1, Berlin 1982, S. 136)

4 直言不讳,不惜代价 决心发声到底

罗莎·卢森堡,1910年于德意志。作为演说家,罗莎·卢森堡总能吸引成千上万的听众,即使在没有现代扩音技术的条件下,她的声音依然能穿透最广阔的演说礼堂和广场。这张照片记录了她在1910年选举权运动期间发表演说的场景。

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曾说过,最革命的行为莫过于“始终大声说出事实”。自投身政治之日起,罗莎·卢森堡便践行着这一革命信念。无论是执笔撰文、公开演说,还是出庭受审,她都毫不畏惧地言说真相。在她不足四十八载的人生中,近四载的光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1904年,她因“侮辱君主罪”首陷牢狱;1906年,因参与俄国革命三度遭遇监禁;1907年,又以“煽动暴力”之罪名被囚于柏林巴尼姆街女子监狱;1915年,因从事反战活动再入巴尼姆街服刑一年;1916年至1918年11月9日,她因持续投身反战活动被先后关押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警局监狱、巴尼姆街监狱、弗龙克监狱和布雷斯劳监狱。但即便历经这一切,她始终无畏地言说着她对正义的信仰。

罗莎·卢森堡的素描作品。除了漫长的牢狱生活,罗莎·卢森堡一生频繁奔波于欧洲各地讲演,无数时光在欧洲的铁路线上度过。在火车的车厢里,她常执笔作画。后来在一战期间的长期监禁中,这项爱好成为了她重要的精神支柱。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是一位成功的新闻工作者,不仅是一名优秀的记者,更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她是唯一一位主持过德国社民党三大党报编辑工作的人:1898年担任在德累斯顿创刊的《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 Arbeiterzeitung)的主编;1902年负责《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的编辑工作;1905年主持社民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柏林)的编辑工作。然而在前两个领导岗位上,她都因性别而遭到霸凌——原因无非是男性编辑们感到自身地位受到了威胁。
罗莎·卢森堡。关于该如何为党报撰写文章,罗莎·卢森堡在1898年致罗伯特·赛德尔(Robert Seidel)的信中写道:“我不赞成党内多数文章的写作方式——它们总是如此刻板、生硬、千篇一律……我认为,在每一次、每一日、每一篇文章的写作中,我们都必须重新体验和感受所要表达的思想。这样纵使面对老生常谈的议题,我们也能从内心中流淌出鲜活的思想,并找到直抵人心的鲜活表达……”(Rosa Luxemburg an Robert Seidel, 23. Juni 1898, in: dies.: Gesammelte Briefe, Bd. 1, Berlin 1982, S. 153)

5 放弃柏林优渥的生活 决心投身革命

圣彼得堡,冬宫前,1905年1月。直至1904至1905年间,国际社会普遍确信两点:第一,俄军在亚洲不可战胜;第二,俄罗斯民族缺乏对自身历史的自觉,百姓对一切压迫逆来顺受。然而,日本军队的胜利不仅粉碎了前者,更使俄国陷入经济危机,最终引爆了“历史觉醒”的火药桶。不过,1905年俄国革命还是被镇压了。




1905年1月俄国革命在圣彼得堡爆发,随后迅速席卷整个沙皇俄国,并延烧至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工业区。当时,罗莎·卢森堡正在柏林担任德国社民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的主编。她每天都刊发关于革命的最新报道,力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阐述这场革命的重要意义,但收效甚微。1905年12月底,她忍无可忍,毅然放弃收入丰厚且安稳的编辑工作,转而投身华沙的地下革命。1906年3月4日,在她35岁生日前夕,罗莎·卢森堡和伴侣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一同被捕。她被关押到了臭名昭著的华沙城堡“第十展馆”,那是沙俄当局关押波兰“政治犯”的监狱,七月中旬才被释放。

华沙报童罢工现场,1905年。罗莎·卢森堡在写给柏林的路易丝·考茨基(Luise Kautsky)与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夫妇的信中,以冷静而清醒的笔调写道:“……印刷事业遭遇巨大困难,每日都有同志被捕,被捕者面临着被枪决的威胁……组织陷入难以言状的混乱,党内虽有种种共识,矛盾与争吵仍不断公开化,处处弥漫着压抑的气氛。以上情况,万望勿对外言。”(Rosa Luxemburg an Luise und Karl Kautsky, 5. Februar 1906, in: dies.: Gesammelte Briefe, Bd. 2, 3. korr. und erg. Aufl., Berlin 1999, S. 246 f.)
1905年12月 罗莎·卢森堡在《前进报》头版发表的关于沙俄黑海舰队哗变的社论。
罗莎·卢森堡,1906年摄于华沙监狱。罗莎·卢森堡以德国记者安娜·马施克(Anna Matschke)的假名前往华沙,后在华沙被捕。为救她出狱,卢森堡的家人和德国社民党中央委员会违背了卢森堡本人的明确意愿,瞒着她支付了保释金。获释后,也许是为了安抚在柏林忧心忡忡的朋友们,她斗志昂扬地写道:“革命壮丽辉煌,其余皆不足道。”(Rosa Luxemburg an Mathilde und Emanuel Wurm, 18. Juli 1906, in: dies.: Gesammelte Briefe 2, 3. korr. und erg. Aufl., Berlin 1999, S. 259)

6 坚决革命,但反对恐怖和政变 毕生决心:抵制一切极权政治的苗头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rkschaften)封面。本书为罗莎·卢森堡于1906年在芬兰旅居期间完成的政治理论论著。在动身参加德国社民党党代会前夕,她在书中提出,政治性群众罢工应作为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斗争策略予以保留。当时,德国社民党人早已将政治阶级斗争变成了议会代表的常规履职活动。卢森堡的主张,使党内高层对她的反感和不满进一步加剧。

罗莎·卢森堡从华沙监狱获释后,化名“费利西亚·布迪洛维奇”(Felicia Budilowitsch)(意为“重获新生者”),在芬兰隐居了一个半月。尽管芬兰也处于俄国的占领下,但自由度远高于波兰。其间,她多次潜入圣彼得堡的监狱,探访身陷囹圄的战友列夫·托洛茨基(Leo Trotzki)、亚历山大·帕尔乌斯(Alexander Parvus)和莱奥·多伊奇(Leo Deutsch)。她还在芬兰见到了同样逃亡至此的列宁及其同志,双方就刚被镇压的革命进行了长达数周的讨论。最终,在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上,卢森堡与列宁等人立场一致,认为革命不可避免。然而在革命的方式,尤其在是否诉诸恐怖手段这一问题上,她与列宁等人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对立。尽管如此,罗莎·卢森堡从列宁那里学习到了领导大规模政治罢工的成功革命经验,并决心将这一战术运用于未来在德国建立共和国的革命斗争之中。

通往革命之路:列宁(本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0-1924)。列宁(图中已乔装)在领导十月革命前,曾于1917年夏再次隐匿于芬兰。罗莎·卢森堡对此评述道:“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确实仍会犯许多错误。但正如谚语所说……崇高的骏马唯有失蹄时方能探明出路。后世历史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评价,必如齐格勒在拉萨尔葬礼上的悼词中所言:‘他纵有百般过失,甚或恶习,仍是一个完整的人。’”(Rosa Luxemburg: Nicht nach Schema F. In: Spartacus, Nr. 8, Januar 1918; wiederveröffentlicht in: Paul Levi: Ohne einen Tropfen Lakaienblut. Schriften, Reden, Briefe, Bd. I/1: Spartakus, hrsg. von Jörn Schütrumpf, Berlin 2018, S. 448)
通往革命之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ierżyński,1877-1926)。捷尔任斯基自1900年起与罗莎·卢森堡、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共同领导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该党始终秉持卢森堡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捷尔任斯基于1917年转投布尔什维克阵营,执掌秘密警察机构,成为列宁发动的“红色恐怖”之化身。
通往革命之路: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1872-1952)。柯伦泰是俄国革命女权活动家,1917年出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部长),推动堕胎合法化,1921年成为反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工人反对派”领袖,此后被调任外交领域。她最终躲过了斯大林时期的清洗,成为列宁早期战友中的少数幸存者。
通往革命之路:安吉莉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ff,1869-1965)。巴拉巴诺夫于1912年出任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她是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和罗莎·卢森堡的盟友,一战期间负责齐美尔瓦尔德国际反战运动的协调工作。1919年,巴拉巴诺夫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成为共产国际的形象代言人。1921年与布尔什维克决裂并流亡海外。
通往革命之路:帕尔乌斯、托洛茨基与莱奥·多伊奇,1906年摄于彼得堡监狱。帕尔乌斯(本名伊斯赖尔·拉扎列维奇·格尔方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1867-1924)在1905/1906年俄国革命后转型为军火商。托洛茨基(本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朗斯坦,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Бронштейн,1879-1940)在1917年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莱奥·多伊奇(本名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多伊奇,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Дейч,1855-1941)自1903年起成为孟什维克的领导人之一,曾四次从流放地逃脱。

 “总罢工!” 德国历史上最著名且最成功的政治性总罢工,发生于罗莎·卢森堡遇害后的1920年,旨在挫败试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当今德国,政治性罢工已被明令禁止。当下“星期五为未来”运动呼吁全球开展气候罢工,正是对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思想的当代践行。

7 解放 决定自由地生活和爱

克拉拉·蔡特金-聪德尔(Clara Zetkin-Zundel)与罗莎·卢森堡,1910年于马格德堡。被罗莎·卢森堡称为“社会民主运动最后两位男子汉”的,恰恰是两位女性。

罗莎·卢森堡与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的关系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前就已经破裂。她从俄国监狱归来后,结束了她壮烈的初恋,斩断了这段痛苦的关系。随后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约基希斯威胁要杀死卢森堡和她的新恋人科斯佳·蔡特金(Kostja Zetkin)并自杀,卢森堡信以为真,特地买了一把手枪防身。这场闹剧结束后,罗莎·卢森堡的人生迎来了新的篇章。她开始适应起自己曾经厌恶的柏林生活,结交了新朋友,也有了新恋人。她依然“像着了魔似的”投入工作,以多种语言撰写了大量的报纸文章,与欧洲各地的革命者通信,参加党代会和各类大会,并应邀在沙俄统治地区开展演讲。对卢森堡来说,政治教育是政治行动的前提条件。从1907年起,她每年冬季都在德国社民党党校教授国民经济学,每年授课六个月,薪水为三千马克,她的经济状况也逐渐稳定。教学令她获益良多,她的经济学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Nationalökonomie)和《资本的积累》(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也由此诞生。在这两部著作中,她试图超越马克思的个人思想,在更高的层次上应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至今仍极具启发意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党校,1910年。罗莎·卢森堡是教学团队中唯一的女性,照片中位于最后一排。她被公认为学校最受欢迎的教师,这无疑得益于她的教学理念:“我们从第一堂课到最后一堂课,始终力求让学生们明白:他们仍未掌握终极知识,他们必须继续学习,他们必须终身学习。”(Rosa Luxemburg: Gewerkschaftsschule und Parteischule,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2, Berlin 1972, S. 552)
罗莎·卢森堡与路易丝·考茨基(Luise Kautsky)在瑞士度假,1909年夏。路易丝·考茨基(1864-1944)在挚友罗莎·卢森堡身后,以出版书信、撰写回忆录的方式,将卢森堡的思想与人格讲述给后人。




“撰写《资本积累论》的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我完全沉浸在近乎迷醉的亢奋中,日日夜夜,我耳目所及的一切,无不围绕着我心中的那一问,随着这问题在我眼前层层展开,那感觉是何其美妙。我至今仍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更令我喜悦:是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反复推敲难题时抽丝剥茧的思考过程……还是手执羽毛笔,将思想落于纸墨的文字表达。”[2]

2 Rosa Luxemburg an Hans Diefenbach, 12. Mai 1917, in: dies.: Gesammelte Briefe, Bd. 5, Berlin 1984, S. 234.

罗莎·卢森堡与科斯佳·蔡特金(Kostja Zetkin, 1885-1980)。与挚友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之子科斯佳·蔡特金(Kostja Zetkin, 18851980)的恋情,是罗莎·卢森堡最受瞩目的一段恋情。年长14岁的卢森堡是科斯佳·蔡特金的老师,后成为他的挚友与爱人。她既与他分享自己的思想,亦与他分享自己的喜忧。分手后,她在信中写道:“……我始终坚信,并非爱情开始之时,而是爱情结束之时,方见女性的品格。”(Rosa Luxemburg an Mathilde Jacob, 9. April 1915, in: dies.: Gesammelte Briefe, Bd. 5, Berlin 1987, S. 54)
罗莎·卢森堡在其寓所,1907年。直至遇害前,卢森堡在柏林曾居住于以下地址:
1898/99年: Cuxhavener Straße 2(米特区);
1899年: (Wilhelm-)Hauff-Straße 4(弗里德瑙区),Lützowstraße 51;
1899-1901年: Wielandstraße 23(弗里德瑙区);
1901-1911年: Cranachstraße 58(弗里德瑙区);
1911-1919年: Lindenstraße 2(南端区)。
罗莎·卢森堡最忠实的室友是她收养的流浪猫“咪咪”。她生育子女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8 宁陷囹圄不求赦免 决心一人孤身抗争

罗莎·卢森堡与她的律师团队,1914年夏。两位律师分别是当时与她有恋情的保罗·莱维(Paul Levi)和库尔特·罗森菲尔德(Kurt Rosenfeld)。当时,卢森堡与她的律师团队向法庭提交了三万名证人的证言,起诉军队存在虐兵行为,此举对普鲁士军国主义体制施加了巨大压力。这场诉讼虽然取得了媒体宣传的巨大胜利,但终究未能阻止战争的逼近。
1914年3月21日罗莎·卢森堡在慕尼黑金德尔啤酒坊(Münchener Kindl-Keller)演说公告。面对检察官以“逃亡风险”为由申请立即执行拘留令,她回应道:“检察官先生,我相信您会选择逃亡。社民党人从不逃亡,我们敢作敢当,对您的刑罚报以嘲笑。”(Rosa Luxemburg: Verteidigungsrede vor der Frankfurter Strafkammer, in: dies.: Gesammelte Werke, Bd. 3, Berlin 1973, S. 406 )判决后,罗莎·卢森堡与两位律师在全德范围内开展巡回演说,包括这场预告于1914年3月21日在慕尼黑金德尔啤酒坊举行的演说。

对罗莎·卢森堡而言,相比推动德国各州全面实现平等选举权和捍卫共和政体,抵制德国社会的军国主义化、反对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乃是一场更为紧迫的斗争。但这场斗争,却使她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与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一样,罗莎·卢森堡很早就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危险发出过警示。然而,当她试图将群众罢工作为战术纳入德国社民党的长期斗争策略时,却遭遇了政治上的失败。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堪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兴衰的缩影。作为理论家与出版家,他对第二国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考茨基曾与罗莎·卢森堡建立了密切的友谊,但因罗莎·卢森堡拒绝放弃革命政治,两人于一战前彻底决裂,最终走向势同水火的敌对关系。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Katastrophe: die Kapitulation der internationalen Sozialdemokratie – »Juniusbroschüre«
《一场世界历史的灾难: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投降》(“Eine weltgeschichtliche Katastrophe: die Kapitulation der internationalen Sozialdemokratie”)。这份檄文由罗莎·卢森堡在狱中完成,后以《尤尼乌斯小册子》(Juniusbroschüre)之名流传于世。(in: Rosa Luxemburg: Gesammelte Werke, Bd. 4, 6. überarb. Aufl., Berlin 2000, S. 49-164)

1905至1906年的俄国革命结束后,罗莎·卢森堡和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遭到波兰反犹分子的指控,控告以他们为首的犹太人煽动安分守己的基督教波兰工人参与革命,并在革命后逃往国外。受这项指控的影响,1914年卢森堡拒绝了朋友劝她离开德国避难的建议,也放弃了寻求皇帝特赦的机会,最终因“煽动反抗”罪而获刑。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就在战争爆发前夕,罗莎·卢森堡曾寄予厚望的第二国际几乎悄无声息地瓦解了。1915年2月18日,罗莎·卢森堡被判处一年监禁,在柏林的巴尼姆街女子监狱服刑。

柏林巴尼姆街女子监狱(Frauengefängnis Barnimstraße)
 “巴黎郊游”,1914年8月。一战爆发后的最初几周,罗莎·卢森堡彻底陷入孤立,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也变成了热衷战争的爱国者。德国百姓在国家警察和军队的残酷管控和镇压下生活日益贫困,而军火制造商与投机贩子却靠战争赚得盆满钵满。

9 顽强不屈 决心牺牲一切,永不放弃

弗龙克监狱(Gefängnis in Wronke)关押罗莎·卢森堡的囚室,1916/1917年。卢森堡当时被允许在监狱庭院里开辟一处自己的小花园。

1916年2月出狱后,罗莎·卢森堡仍继续着她的反军国主义斗争。战争期间,她组建并领导了“国际小组”(Internationale),该小组因出版秘密刊物《斯巴达克》(Spartacus),后改名为斯巴达克小组(Spartakusgruppe),并遭迫害。1916年1月1日,以斯巴达克小组为核心,一个崭新的团体在罗莎·卢森堡的领导下形成。卢森堡为新团体撰写了纲领性文件。这导致获释未足半年,当局再次下令对她实施军事“保护性监禁”。
对于长期遭受胃疾折磨的罗莎·卢森堡来说,独自对抗抑郁的侵袭已是家常便饭。然而自1917年秋起,在布雷斯劳监狱日益恶化的处境中,她不仅要竭力维系自身的精神平衡,更肩负着鼓舞狱外朋友们的重任。她寄出的一封封书信,后来被汇编成《狱中书信》(Briefe aus dem Gefängnis),无心间成就了一部世界性的文学作品。另一部世界性的重要作品《俄国革命》(Die russische Revolution)则写于1918年9月至10月,这部未竟的遗稿于1921/1922年首次出版,至今仍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批判布尔什维克的基础文献。

 

玛蒂尔德·雅各布(Mathilde Jacob, 1873-1943)。罗莎·卢森堡给挚友玛蒂尔德·雅各布写过大量书信,包括在狱中向她传递秘密信件。雅各布与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同为斯巴达克小组的实际组织者。卢森堡遇害后,雅各布设法保护了她的遗稿。雅各布后于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遇难。
罗莎·卢森堡的书信。书信成为卢森堡与外界最重要的联系纽带,除了需经审查的信件外,还有不少密信。她为秘密刊物《斯巴达克》(Spartacus)和杜伊斯堡刊物《斗争》(Kampf)撰写的所有文章都通过秘密传出了监狱。《狱中书信》(Briefe aus dem Gefängnis)百年来不断再版,部分篇章已成为世界文学名篇。
罗莎·卢森堡于1912年制作的植物标本集摘选。
罗莎·卢森堡制作的植物标本集摘选。罗莎·卢森堡在狱中始终保持着对植物学的热忱,同时开始钻研矿物学,并继续鸟类观察研究。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一战的爆发,促使罗莎·卢森堡与国会议员卡尔·李卜克内西进行政治合作。李卜克内西是律师出身,因反对进一步发行战争债券,他成为了德国左翼阵线的代言人。1916年5月1日,李卜克内西因反战被捕。他并未因此沉默,反而号召所有参战国的人民共同反抗军国主义。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共产党(KPD)联合创始人,1919年1月15日与罗莎·卢森堡一同遇害。

10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决心将政治革命推向社会革命

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Reichskongress der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这是最后一届帝国议会,还是首届革命议会?1918年12月16日至20日,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的普鲁士议会大厦召开,由践行基层民主的“革命工人代表”领袖理查德·米勒(Richard Müller)宣布开幕。

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已经预告了变局的来临。1918年秋,革命浪潮席卷德国,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罗莎·卢森堡获释出狱,接手了柏林《红旗报》(Die Rote Fahne)的编辑工作。然而,面对德国社民党领导层夺取革命领导权、扼杀革命的行径,她毅然与自己曾效力多年的政党决裂。1918年末至1919年初,德国共产党成立,卢森堡为斯巴达克小组起草的纲领被德国共产党采纳。她的目标是,推动十一月革命成为一场不可逆转的德国政治变革,并以此为基石,实现政治变革到长期社会变革的持续转化。然而彼时,她的生命仅余68日。未及展开更多工作,仇恨海报已于1918年12月遍布街头,迫害的阴霾迅速笼罩柏林。1919年1月15日,罗莎·卢森堡遭德国军官杀害。直至5月31日,她的遗体才被打捞发现。

 “革命工人代表”(Revolutionären Obleute)是柏林重要的政治力量,代表着20万工人。而罗莎·卢森堡参与建立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小组)在1919年初的柏林仅有三百名支持者。1919年1月4日晚,革命工人代表做出集体决定,号召发动武装示威,抗议德国政府解雇隶属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警察总监埃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尽管罗莎·卢森堡本人并未发布号召,但“斯巴达克起义”的传说流传至今。
德国共产党(KPD)建党代表大会纪要。1917年主张反战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成立,斯巴达克小组因遭排挤,于同年加入该党。事实上,罗莎·卢森堡始终拒绝退出该党和德国社民党。然而1918年圣诞节后,列宁的特使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抵达柏林,以俄国计划出资在德国新建一个激进左翼政党相威胁,迫使卢森堡妥协。她坚决不愿将德国左翼阵线拱手让给布尔什维克,最终选择亲自出面领导。她原本希望将党名定为“社会主义党”,但由于受制于俄国,最终定名为 “共产党”。
1918年12月初成立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Antibolschewistische Liga)的宣传海报。1919年罗莎·卢森堡被捕并遭杀害,不仅因为她是德国左翼阵线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人物,同时也因她“加利西亚犹太人”的身份。
以“艾登酒店杀人狂欢”(“Das Zechgelage der Mörder im Edenhotel”)为题的报道配图。《红旗报》(Die Rote Fahne)在罗莎·卢森堡遇害四周后以“艾登酒店杀人狂欢”为题发表报道。1919年3月10日,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也于警察监狱遇害,凶手获得晋升。
利希滕斯坦桥(Lichtensteinbrücke)旁的罗莎·卢森堡纪念碑。罗莎·卢森堡纪念碑坐落于柏林动物园段兰德维尔运河(Landwehrkanal)畔,毗邻利希滕斯坦桥。纪念碑由拉尔夫·舒勒(Ralf Schüler)与乌尔苏莉娜·舒勒-维特(Ursulina Schüler-Witte)设计。罗莎·卢森堡的遗体于1919年1月15日在此处被沉入运河。

罗莎·卢森堡生命中最后68天的详细经历,见于这本实录